吉林农民返乡之路：漫长与急促的交织

记者 | 江睿杰、陶紫东

编辑 | 张云亭

3‫月初，吉林省的长春、吉林两市暴发新冠疫情，陆续“封城”。数以万计的进城农民被封在城内，无法及时返乡准备春耕。晓蓓便是其中之一。

按照吉林省在4月4日发布的《关于滞留长吉两市农民返乡春耕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对于滞留在封控区的农民，只要7日内居住所在地无阳性、其间做过3次核酸、持有48内核酸阴性证明，并且返乡当日抗原检测为阴性，就可以“应返尽返”。

为了确保返乡效率，《方案》明确要求滞留农民凭有效证件向现居住的社区提出申请后，社区要在1日内将符合条件的人员信息逐级上报到长、吉两市的“备春耕工作专班”，由其设立集中转运点，点对点组织车辆转运。

4月5日‏，长春市下辖的县级市榆树市刚发布了《关于滞留榆树市区农民返乡春耕实施方案》，要求滞留在榆树市区的农民不仅需要向现居住的社区提申请，还得向要返回的农村提申请。

当天晚上，晓蓓的父亲接到村长的电话，询问他们是否要申请返乡。晓蓓自己在长春市区工作，过年回到父母在榆树市区的家，之后便因疫情封控一直留在那里。晓蓓父母则是农忙时期才会回村里，其余时间都在榆树市打工。村支书和村长是通过电话跟晓蓓父母联系的。口头确认了他们返乡意向之后，村支书便表示将替他们向上报备。

晓蓓父母所在的榆树市区某社区没有出过病例，但也按照封控区的标准管理，“区域封闭、足不出户、服务上门”，她和父母根据要求做好核酸与抗原检测，又联系了社区网格员，用微信把需要登记的信息发给他，随后开始等待。过了两天，4月8日，当地第一批返乡农民已经集中转运完成，但晓蓓父母并没有收到任何转运通知。社区里总共3家需要返乡的农户，1家收到通知成功返乡。

做核酸的队伍

排队路上消毒车在喷洒消毒剂

晓蓓通过微博求助、中国政府网微信公众号的“我向总理说句话”栏目等渠道反映了自己的情况，直到4月10日，她接到电话，得知社区收到的集中转运返乡人员名单中没有自己。她同时还得知，4月8日之后当地的返乡申请政策又有变化，不再需要向村里报备，只需向所居住的社区进行报备即可。确认社区已将父母的信息报备后，她便继续等待。

到了4月13日早上，社区打电话来询问晓蓓父母有无自行返乡的方式，说是集中转运可能还需要等几天，但可以自行返乡。实在等不及的晓蓓父亲便问是否能骑自行车回去，经同意后，老两口便去⁦社区领通行证。领证的过程反而异常简单，他们到社区办公点之后，通行证已经填好个人信息并盖上了章，直接拿了就能用。

晓蓓父母领到的通行证

这时是上午10点半。由于要把大包的苞米籽一起带回去，两位五十出头的老人只能推着车走。榆树市区仍处于封控状态，很多路不能走，在市区里就绕了近2个小时。两地直线距离仅20多公里，他们到家时接近下午5点。

同样是在4月5日，居住在长春的向文和晓蓓一样，替家人做了第一次返乡报备。他父亲是四平市伊通县的农民，过年来帮忙带孙子，之后就一直被困在长春，农村家里就只剩下向文的母亲，田里很多事情没法一个人处理。

本以为自己所在的小区并不属于疫情最严重的“封控区”，只是次一级的“管控区”，而且前前后后做了23轮核酸，返乡之路会顺利一些，然而等到4月8日夜里，向文父亲不但没有等到转运通知，反而等到了村里的劝返电话，劝他不要在这个时候回去。村里的理由也很简单：如果你把疫情带回来了，那怎么办？万一你的核酸报告不准呢？万一这个时候病毒还在潜伏期没查出来呢？然而春耕不等人，他还是拒绝了村里的要求。

从长春市区转运到四平的第一批班车是4月9日发车，但转运名单上并没有向文的父亲。他又等了三天，直到12日才坐上集中转运的班车回到村里。

根据长春市发布的数据，截至4月6日，审核确认的长春市区
申请返乡农民是16197人，其中有8339人需要集中转运返乡。启动转运后头两天（9、10两日）共运送了1435人，占总数的17.2%。虽然之后的具体转运情况并未披露，但4月17日长春各地在原来基础上又新增设了若干返乡求助的电话专线，返乡仍在继续。

晓蓓家种的是玉米，玉米也是吉林主要的农业经济作物。正常情况下，4月底要完成播种，然而实际上为了春耕进行的准备工作3月份就得开始。

在中国，玉米的主要用途并非食用，而是用作饲料，或经加工转化为淀粉、油、燃料等。吉林是玉米大省，全省玉米产量占全国的比重常年超过10%，2020年仅长春一地生产的玉米就占到全国总产量的3.8%。玉米生产情况不仅会影响粮食价格，更会连带波及畜牧、工业、能源等中下游产业。同时这些产业的需求变化都会反馈在玉米价格上。如果市场需求下降，同时种植成本又在增加，那种玉米可能不仅不赚钱，还要亏钱。

“秸秆离田”是玉米种植前的必要环节。秸秆是粮食采收之后剩余的茎秆，在东北，由于秋冬季节天气寒冷，粮食采收之后没有多少时间来处理秸秆，农民一般会选择堆在地里，直到次年开春再来处理。

为了减少大气污染，吉林省早在2013年就发布通告，禁止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较为环保的做法是打包粉碎之后用作地里的肥料，或是作为饲料供肉畜食用，也有一些农民会把秸秆用于自家供暖，但是这些都需要劳动力和时间，收拾起来得花上一星期。隔离在市区的这段时间，有村里人联系晓蓓的父亲，把他地里的秸秆捆了一些自己用，但大部分秸秆还是留在地里等待收拾。

随着天气转暖，冻土化开，秸秆如果被雨打湿，运送和处理都会麻烦许多，农民们必须赶在4月份春雨来临之前赶紧把这些秸秆收拾完。把地腾出来之后，才好播新一季的种子。

与此同时，还得抓紧销售去年收获的粮食。自2016年取消玉米临时收储制度之后，目前的玉米收购采取“市场价+补贴”的模式：农民把粮食卖给上门的粮食收购商，或者自己雇人运到公营的收粮点出售，然后国家按照自有土地面积给予农民补贴。虽然收粮点的价格会好一些，但扣除掉运输成本，其实和上门收购的价格也差不多。所以晓蓓父母通常都是卖给上门收购的粮食商人，如果没人上门，那就先搁着。

但什么时候卖玉米也是件考验农民风险判断能力的事。去年晓蓓家就因为想等个好价钱而错过了春天的收购，之后一直没人上门，直到过了夏天才把玉米卖掉，反而损失了大几千元的收入。

以晓蓓父母的玉米田来说，他们总共种植60亩土地，其中一半稍多是租的地，能拿到补贴的地只有不到两公顷，总共补贴约6000元。加上这笔钱，一年下来卖玉米的收入约9.6万元。这个总收入里扣掉租金、种子、化肥、农机等费用，在正常收获、及时出售的前提下，租用土地每公顷的⁡净收入只有5000-7000元。自有土地的净收入高一些，也仅在1.5万元/公顷上下。折合下来一年种地的净收入不足4.5万元。

封控时买菜的账单

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一直被置于工业发展之后的次要位置。城市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服务，吸引了更多的农民进城务工和定居。而农民的生产，往往赚不到多少钱，更多靠政府补贴。

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农闲时进城务工、农忙时回乡成了大多数农民的选择。晓蓓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她的父母早先就在城里打工，真正当农民其实不到十年。在这之前，家里的地由爷爷奶奶耕种。老人家去世之后，为了不把地荒废，才选择从城里回来种地。但进城务工这个选项从始至终一直存在。现在一年下来，他俩在榆树市区和村里居住的时间基本上“对半开”，农闲时往往就在超市或者饭店打工。

农民在这样的双向奔波忙碌中，要适应的是农业时间和工业时间。在城市里，时间是生产要素，需要不断提高配置效率。是8小时工作制或者“996”，是“赶时间”和“加班”。但在农村，“赶时间”不是以每天的工时来计算，对于晓蓓的父母以及所有吉林的农民来说，“赶时间”和“加班”只发生在两个时节：春耕和秋收。

中国农民有一句谚语：“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讲的是农村特殊的时间观念，与城市不同。理解了这句话，也便能够理解为何农民们会如此着急返乡。

不过，成功返乡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晓蓓父母尽管核酸、抗原检测结果一直都是阴性，但作为封控区返乡人员，他们并不能马上投入春耕准备，而是要根据《方案》要求，先居家隔离7天。和有些层层加码要求隔离14天的村相比，这已算幸运。在这段时间内，地里的事好歹还能靠亲戚朋友勉力帮忙，但仍有一件事让他们无法安心，那就是化肥。

在榆树“封城”的前一天，也就是3月7日，晓蓓的父亲去了化肥市场，但产品价格普遍偏高，所以他决定等一等。然而这一等，之后便再也没有了采购的机会。

选择化肥不仅需要看价格，也需要考虑以往使用的效果、自己种植品种的特点来挑选品种和品牌，但如今这些都无从说起。“他们现在只能靠村里拼团，向农资供应商统一采购，先保证有得用，其他就不讲究了。”晓蓓说。

即使能够顺利采购到化肥，老两口的经济压力仍然很大。因为去年玉米市场整体不错，今年他们租地的价格涨了3000元，达到1.2万元/公顷。化肥的价格也明显上涨。每公顷土地的化肥开销去年是3000元，今年涨了500-700元。仅上述两项合计，开支就增加了近9000元。除非玉米收购价格能有10%以上的增长，大概率今年赚得会比去年少。

同样地，刚回到家不久的向文父亲，按照政策也需要隔离7天，那时就是4月下旬了。家里农资虽然购买得早，但价格也比往年有所上涨。为了让他父亲隔离，母亲只能搬去亲戚家里住。农时不等人，母亲打算和年过七旬的姑爷、姑奶一起先把地里的事抓紧做起来。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的晓蓓、向文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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