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称厅级干部，是指晚清的“三司”：布政使、按察使、盐运使，是一省除总督、巡抚以下级别最高、也最为重要的文官。

他们是督抚属官，协助管理一省某一领域的工作。虽然从级别和管理权限等方面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厅官，但从职责上、也为便于理解，文中将他们统一称为厅级干部。

在品级上：布政使俗称藩台，是从二品，和巡抚品级一样；按察使正三品，尊称为臬台；盐运使是从三品。

管理权限上，“三司”均为中管干部，人员选拔任命主要由中央负责，地方督抚有限的建议权。

在职责上，布政使负责一省的财政、人事等工作，相当于组织部长+财政厅长；按察使是省级最高司法长官，相当于公、检、法三长；盐运使因盐为重要民生、战略物资而在产盐省份设立，主要负责食盐运输、销售以及盐税的征收工作，比如现代某些省份的煤炭局。

“三司”在省级政治生态结构中，起到承上启下作用，即有一定的决策建议权，但又不是最终决定者，他们作用发挥的大小，更多是依靠个人能力、资历、人脉等因素。

杜凤治日记对“三司”作了大量记载，也有很多出于个人好恶的主观评价，但也不失真实性以及官场真实反映。归纳起来，“三司”厅官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贪婪型

最为典型的是布政使成孚，‪满清皇族，杜凤治日记中记载了不少其‪贪赃之事及闹出的笑话。

成孚原先来粤是任盐运使的，广东盐运使，是著名的“肥缺”，成孚为此在北京借了很多钱用于打点关系，好不容易才获此缺的。没成想还未出京上任，就被提拔为广东按察使，虽然升官，但这个职务的收益比原来的少，无法弥补此前的债务，弄不好还搞成亏损，为此成孚郁闷了好长一段时间。

所以成孚之后升任布政使后，就千方百计弄钱，全家齐上阵，抓紧挽回逝去的捞钱时光。他让妻子的兄弟松某作为代理人，专门在各地官员中物色要官之人，为其牵线搭桥。日记记载：“官场走松路，其应必响”。同时，还将官职按肥瘦进行明码标价，杜凤治称其为“不畏人言，不怕羞耻”。

布政使郭祥瑞，杜凤治日记中也将其描述为贪婪成性，但从具体事例中，感觉他有点冤。

他是被总督瑞麟参劾巡抚蒋益澧时一并被参的。在调查时发现一百三十八万两军费的银两亏空，无法平帐。郭祥瑞解释称：总督、巡抚等上级官员用款时，常常是没有条子的，导致无法入帐，且由于时日久，到底谁用多少也记不清了。此解释有一定可信度，因为即使现在，财政局也会经常为上级处理一些灰色支出，这些是无法提供合法票据的。

而最为可气的是，出事后督抚又不认账，反正也无凭无据，责任只能自己承担，亏空也变成贪污了。是不是觉得世事险恶、人心险恶？这种事哪朝哪代都很多，保护好自己才是王道。

察颜观色型

在清朝时期，总督和巡抚都是地方上的高级官员，他们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

总督：是清朝时期地方最高级别长官，总管一省或数省的军政、民政事务。官阶一般为正二品，但若加兵部尚书衔，则提升为从一品。职责主要侧重军事方面的事务，如提督就受总督管辖。

巡抚：是一个省的最高行政长官，主管一省的军政、民政。官阶为从二品，但若加兵部侍郎衔，则提升为正二品。职责侧重于民政方面的事务，如刑名案件、钱粮财务、税关征收、科举事务以及文职官员之选任与考绩等。

总督和巡抚之间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而是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换句话说就是两者常有矛盾，而且谁也管不了谁。

这也经常导致直接下级“三司”不知道该听谁的，成了夹心饼干。因此，能否处理好督抚关系，也常常被视为能力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比如按察使周恒⁨祺，就因善于察颜色，较好平衡督抚关系，而被杜凤治认为是：司道中最有魄力能力、最能通官场上下情的人。

光绪三年九月，杜凤治到佛山查办私设赌场案，周恒祺却提醒：总督巡抚对禁赌意见不一致，要慎重行事。

总督刘坤一因被御史奏参广东盗贼多，特别重视缉捕盗匪，“绝口不提赌事”。巡抚张兆栋却重点关注禁赌，“从来少提盗案”。如果不认真揣摩督、抚心思，高调到佛山处置禁赌，万一总督质问“许多盗案君不下乡，而为区区赌博立刻前往”，你怎么回答？

杜凤治听后大悟，为此日记中记道：“可知福翁才情真胜人十倍，能不五体投地乎！（能力超群，怎能不佩服！）”。

有的“三司”就明确站队，只听督抚其中一人旨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倒也省心。比如布政使俊达，因同为满洲人，任上一切按总督瑞麟意旨办事。

瑞麟死后，俊达虽无明显被排挤之记载，但也无更进一步任用，并且也于不久后离世。杜凤治日记中对俊达并不太认同，认为其一味听总督的，没有当好参谋助手作用，反而让总督名声受损（“藩台不学无术，以为爱中堂，不知反置中堂于声名狼藉之中”）

专断独行型

“三司”中不乏个人能力突出或者资历较老之人，他们有的自视甚高，在自身职责领域独断专行型，甚至直接上司督抚的面子也不给，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比较有个性，但结果都不算太好。

比如布政使杨庆麟，杜凤治同年，在翰林中辈分较高，京官出身，任过京兆伊（首都市长），人脉广，所以当布政使时较强势，专断独行，在人事问题上不大顺从督、抚意见，更不会与按察使通气，搞得人际关系很差。

有人曾建议杜凤治以老同年身份劝劝他，但杜凤治不肯，说：以前还可说说，现在正权势时，听不进去，而且藩台并非虚心认错之人，说了也没用。

光绪五年，杨庆麟因丁忧去职，不久就去世了。

蒋伯超是杜凤治到广东后的首任按察使，其在自序中把自已比作赵翼（清中期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官不大，至贵州贵西兵备道四品，赏三品顶戴）、孙星衍（清中期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书法家、经学家，被誉为天下奇才，官至山东布政使），十分的自负。

杜凤治刚到广东任广宁知县时，遇到绅士控案，蒋伯超与布政使郭祥瑞不和，杜凤治被认为是郭祥瑞的人，所以蒋伯超建议宽办绅士而严惩杜凤治，幸亏杜凤治得到巡抚说情，以及布政使和学政等高官关照，才得以避免罢官，并调署四会。

但蒋伯超还是不依不饶，翻出了杜凤治在广宁的另一案件，追查调往四会的杜凤治，最终杜凤治上下银子疏通以及亲自上门请罪才得以过关。

挨骂型

由于是个人日记，有很强私密性，杜凤治经常在日记中毫无顾忌的骂人，尤以骂“三司”居多。可能督、抚位高权重，虽为私密日记，但还是有所顾忌的，而“三司”负责具体执行，得罪人的事都是他们做，所以被骂得比较多。

按察使梅启照，江西南昌人，在广东时间不长，没多久就调到江苏升任巡抚，但杜凤治对其几乎没有一句好话。

日记中评论：“梅向有疯子、癫子之名，作为臬台，老是制定一些无法执行的制度；又喜欢挑人小毛病，还自以为聪明、执法严谨；其实他一点都不懂官场套路，幸亏调走，没在广东升官，不然整个省的官员都要遭殃了；到江苏去疯颠好了，江苏官员可要吃苦头了。”

另一位按察使张瀛也是杜凤治经常痛骂的，主要是反感其不顾官场实际，老是挑毛病为难，在日记中给他起了个外号“胡子”，并经常与其他官员恶评。

有一次，杜凤治评论其办事混⁡沌刻板，方功惠添油加醋说他外表仁义礼智，其实满肚子男盗女娼，杜凤治又说他假装谦虚待人，实者‭“如娼妓媚人，扭头飞眼，其状甚丑”。

另一处又写道：“十分忌度有才干的人，平日所交往的、提拔的、赏识的都是碌碌无为之人，古来大奸之人不过如此，其根子里的本质就不好”。

有一次，杜凤治因找他签一份公文，可能说了他几句，日记中又骂道：“真不知什么意思，想吃屎自己吃好了，真不要脸。”

日记中并没有记载杜凤治为什么这么骂张瀛，可能就是眼缘吧。虽在日记中对张瀛大骂泄愤，但按察使毕竟是有实权上司，杜凤治也不敢公开叫板。

杜凤治在日记中经常激烈咒骂的另一个上司是盐运使钟谦钓。清廷对钟评价很高，说他成绩显著，要求国史馆给其立传。

杜凤治刚开始对钟谦钧勤政清廉也颇多赞美之词，但因公务上的一些冲突后，就在日记中大骂：“是个什么东西？一生都卑污谄谀，靠走狗屎运得了三品大员，但仍狗改不了吃屎，一副佐杂样。偶然得总督一些表扬，连屁眼都快活了。”

官员骂人可谓细节处栩栩如生。

杜凤治不仅在日记中痛骂，而且还公开与其他同僚挖苦。他私下与方功惠对钟谦钧拟了一副对联：“卑鄙无耻，不脱佐杂习气；刻薄寡恩，确是绝后行为，”横批为“是为贼也”。

钦佩型

布政使王凯泰，江苏宝应人，是杜凤治日记中唯一钦佩的“三司”干部。记载：“藩台年仅四十五六，担此重任，事事亲历亲为，处理得井井有条；细心胆大，事事明镜如水，又举重若轻。”

杜凤治也钦佩王凯泰的清廉，日记中记到，王凯泰明确不准家人收授各官门礼，除了委牌之费（清朝官员的任命状，此处特指官员因升迁而感谢之礼），但要求先送上过目，准许后才可收取。

王凯泰后来升仼福建巡抚，光绪元年（1875年）逝世后清廷予谥“文勤”，他并无显赫战功，以巡抚去世得此谥可谓旷典。

“三司”属于中高级干部，处于金字塔中上层，相比督抚等封疆大吏，他们更接近底层，更具有烟火气，也更能反映晚清官僚体系百态。

接下来将写写中底层官员生态，他们才是最为广大的官僚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