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吾金：哲学探索的先锋与理论贡献的巨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俞吾金（1948年6月21日—2014年10月31日），浙江萧山人。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1984年留复旦大学现代外国哲学教研室任教。曾任职复旦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暨人文社科学部主席、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暨人文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中心（985国家级基地）主任、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上海市哲学学会副主任、上海市社联常委、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人事部第五届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全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理事长。

俞吾金的哲学探索与理论贡献

◇吴晓明

俞吾金教授是我国哲学界的著名学者，是我们这一代学人中的出类拔萃者。对我来说，他既是同学和同事，又是朋友和兄长。我们是恢复高考后首届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同窗，住同一个宿舍。虽说在宿舍里他年岁居长，却是最为朝气蓬勃的。每天早晨他总是第一个起床，他的拖鞋声便像是起床哨，将我们唤醒到又一个青春洋溢的日子。他时常穿一身洗得发白却非常得体的军装，健硕而有神采，在操场上的表现远超同学中的小青年。他是特别与人为善的，在我的记忆中，他似乎总在微笑——他的笑是迷人的，而他的充沛活力能够感染人，包括感染像我这样颇为怠惰的人。

在那个年代，我们的青春活力几乎完全倾注到了学业中。在所有的同学中，俞吾金是一个好学深思的榜样，或者说，他在班上总是处在学与思的“先锋”位置上。他要求自己每天读150页的书，睡前定要完成。一开始他还专注于向往已久的文学，一来是“文艺青年”的夙愿，二来是因为终于有机会沉浸到先前只有在梦中才能邂逅的书海中去了。每当他从图书馆背着书包最后一个回到宿舍时，大抵便是熄灯的前后，于是那摸黑夜谈的时光就几乎被他独占了。先是讲了一个多月的莎士比亚和歌德，后来大多是巴尔扎克和狄更斯，最后便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好在一屋子的室友都还保留着不少的文学情怀，这情怀有了一个共鸣之地，以至于我们后来每天都很期待这美好的分享时刻了。

但是不久以后，俞吾金便开始从文学转到哲学。据说有一位老师很欣赏俞吾金的才华，便找他谈了一次话，希望他集中于专业，在哲学上一展才华。不出所料，这个转向很快到来了。我们突然发现他的言谈口吻似乎开始颇有些智者派的风格了——这一步转得很合适也很顺畅。因为黑格尔曾说过，智者们就是教人熟悉思维，以代替“诗篇的知识”。在本科三年级，俞吾金就在《国内哲学动态》上发表了他的哲学论文《“蜡块说”小考》，这在班里乃至于系里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不久以后，他便在同学中得了个“苏老师”（苏格拉底）的雅号。看来并非偶然，他在后来的研究中曾对智者派（特别是普罗泰戈拉）专门下过功夫，而且他的哲学作品中也长久地保持着敏锐的辩才与文学的冲动；同样并非偶然，后来复旦大学将“狮城舌战”（在新加坡举行的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赛）的总教练和领队的重任托付给他，结果是整个团队所向披靡并一举夺得了冠军奖杯。

本科毕业后，我们一起考上了研究生，1984年底又一起留校任教，成了同事。过了两年，又一起考上了在职博士生，师从胡曲园先生，于是成为同学兼同事，后来又坐同一架飞机到哈佛大学访学。总之，自1978年进入复旦大学哲学系以来，我们是过从甚密的，这不仅是因为相处日久，更多地是由于志趣相投。这种相投并不是说在哲学上或文学上的意见完全一致，而是意味着我们时常有着共同的问题域，并能使有差别的观点在其中形成积极的和有意义的对话。俞吾金向来如我的兄长，在日常交往中，他和嫂夫人总让我有如沐春风之感；而在学术思想上，他也总是一个生气勃勃地冲在前面的追问者。他是一个犀利而有幽默感的人，所以我们之间的对话常能紧张而又愉悦地进行。俞吾金曾寓居于复旦大学青年教师宿舍，为保证阅读和工作时间，他在门上贴了张字条：“除周三下午外，其余时间概不接待”。我周二到他的宿舍，见了字条颇有点进退两难，于是便取出笔来在字条上加写一行：“吴晓明除外”。当我敲门进去时，他却很有点欣喜，仿佛是“一心以为鸿鹄之将至”的感觉。就这样，我违规占用了他一整个下午；当我心满意足地告辞时，却忘记去掉字条上的附言，结果还招致了同事们对我“搞特殊化”的戏谑。

作为哲学学者，俞吾金主要在三个方面展开他长达30多年的研究工作，而他的学术贡献也集中地体现在这三个方面，即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哲学、西方哲学史。对他来说，这三个方面并不是彼此分离的三个领域，而是本质相关地联系起来的一个整体，并且共同服务于思想理论上的持续探索和不断深化。在我们刚进复旦大学时，还不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何物；而当我们攻读博士学位时，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已经是我们必须面对并有待消化的关键文献了。如果说，这部开端性的文献及其后承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与“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的对立，那么，系统地研究和探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成为哲学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项重大任务了。俞吾金在这方面是走在前列的，他不仅系统研究了卢卡奇、科尔什、葛兰西等人的重要哲学文献，而且很快又进入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不久，哲学系组建了以俞吾金为首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教研室，他和陈学明教授又共同主编了在国内哲学界影响深远的系列教材和文献，并有大量的论文、论著和译著问世，从而使复旦大学在这方面成为国内研究的重镇并处于领先地位。2000年，教育部在复旦大学建立国内唯一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俞吾金自此一直担任该基地的主任，直到2014年去世。他组织并领导了内容广泛的理论引进、不断深入的学术研究，以及愈益扩大和加深的国内外交流。如果说，40年前人们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还几乎一无所知，而今天中国的学术界已经能够非常切近地追踪到其前沿了，这固然取决于学术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但俞吾金当之无愧地属于其中的居功至伟者之一。

当俞吾金负责组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时，他曾很热情地邀请我加入团队，我也非常愿意进入这个当时颇受震撼而又所知不多的新领域。但我所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研室却执意留我。于是他便安慰我说，这样也好，“副本”和“原本”都需要研究，你我各在一处，时常可以探讨，岂不相得益彰？看来他对于“原本”——马克思哲学本身——是更加情有独钟的。他完全不能满足于仅仅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文本、观点和内容的引进介绍，而是试图在哲学理论的根基上去深入地理解它们，并对其开展卓有成效的批判性发挥和对话。为了使这样的发挥和对话成为可能，他需要在马克思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获得持续不断的推进与深化。因此，俞吾金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探索总是伴随着他对马克思哲学本身的研究，前者在广度上的拓展与后者在深度上的推进是步调一致、相辅相成的。

在马克思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领域，俞吾金的研究成果突出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他明确主张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必须从其本体论的基础上加以深入把握。以往的理解方案往往是从近代认识论的角度提出问题，而真正的关键恰恰在于从本体论的层面去理解、阐述和重建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体系。第二，就这样一种本体论立场来说，马克思哲学是一种“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俞吾金认为，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基础应当被把握为“实践—社会关系本体论”。它不仅批判地超越了以往的本体论（包括旧唯物主义的本体论）立场，而且恰恰构成马克思全部学说的决定性根基。第三，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意义不可能局限在认识论的范围内得到充分的把握，毋宁说，它在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中首先是作为本体论原则来起作用的。在俞吾金看来，将实践理解为马克思认识论的基础与核心，相对于近代西方认识论无疑是一大进步；但如果将实践概念限制在认识论层面，就会忽视其根本而首要的本体论意义。对于马克思来说，至为关键的是，只有在实践的本体论层面上，人们的现实生活才会作为决定性的存在进入哲学的把握中，从而人们的劳动和交往，乃至于人们的全部社会生活和整个历史性行程，才会从根本上进入哲学理论的视域中。第四，如果说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构成马克思哲学的实质，那么这一哲学同时也意味着“意识形态批判”。因为一般意识形态把思想、意识、观念等看作决定性原则的地方，唯物史观恰恰相反，要求将思想、意识、观念等本质性导回到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之中。在此意义上，俞吾金把意识形态批判称为“元批判”，因而将立足于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叫作“实践诠释学”。我认为，上述这些重要观点不仅在当时是先进的和极具启发性的，直到今天，对于马克思哲学之实质的理解来说，依然是关乎根本的和意义深远的。

俞吾金的博士论文以《意识形态论》为题，我则提交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和他一起参加答辩。答辩主席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冯契先生。冯先生不仅高度肯定了俞吾金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出色研究，而且用“长袖善舞”一词来评价这篇论文的特点。学术上要做到长袖善舞，是非常不易的：不仅要求涉猎广泛，而且要能握其枢机。俞吾金之所以能够臻此境地，得益于他对哲学史的潜心研究；而在哲学史方面的长期探索，不仅极大地支持并深化了他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而且使他成为著名的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专家。

就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的西方哲学研究而言，他专注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他很明确地主张：对马克思哲学的深入理解，一刻也离不开对德国观念论传统的积极把握；要完整地说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重大意义，不仅要先行领会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而且要深入把握由此而来并在黑格尔那里得到充分发展的历史性辩证法。他认为，作为康德哲学核心问题的因果性与自由的关系问题，在“按照自然律的因果性”和“由自由而来的因果性”的分析中，得到了积极的推进。黑格尔关于自由的理论可被视为对康德自由因果性概念的一种回应：为了使自由和自由因果性概念获得现实性，黑格尔试图引入辩证法以使自由因果性和自然因果性统一起来。在俞吾金看来，这里的关键在于“历史因果性”维度的引入——历史因果性是必然性的一个方面，也是必然性与自由相统一的关节点。因此，正是通过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和历史哲学等思想内容的批判性借鉴，马克思将目光转向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因果性；但马克思又否定了黑格尔仅仅停留于单纯精神层面谈论自然因果性和历史因果性的哲学立场，要求将这两种因果性结合进现实的历史运动中，尤其是使其进入对市民社会的解剖中。这个例子可以表明，对马克思哲学不断深化的理解，需要在多大程度上深入到哲学史的领域之中。正如列宁曾经说过的那样：不读黑格尔的《逻辑学》，便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

就西方哲学的整体研究而言，俞吾金的探讨可谓“细大不捐”，涉猎之广在当代中国学者中是罕见的。他不仅研究过古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而且专门研究过智者派哲学、斯宾诺莎哲学和叔本华哲学等。除非常集中地钻研德国古典哲学之外，他还更为宏观地考察了西方哲学在当代实现的“范式转换”。他将这一转换概括为“从传统知识论到实践生存论”的发展，并将其理解为西方哲学发展中的一条根本线索。为此他对海德格尔的哲学下了很大的功夫，不仅精详地考察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和“世界”概念，而且深入地探讨了海德格尔的现代性批判及其意义。如果说，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是西方哲学范式转换中划时代的里程碑，那么，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便为说明这一转换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在这里，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再度与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贯通起来：俞吾金不仅以哲学的当代转向为基本视野考察整个西方哲学史，并在这一思想转向的框架中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变革，而且站在这一变革的立场上重新审视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就此而言，俞吾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研究上可以说是齐头并进的，并且因此在这两个学术圈子中同时享有极高的声誉和地位。这样的一种研究方式固然可以看作他本人的学术取向，但这种取向无疑深深地浸染着并且也成就着复旦大学哲学学术的独特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立足于对马克思哲学本身的深入理解上，而对马克思哲学理解的深化又有必要进入哲学史研究的广大区域之中。

2024年10月31日，是俞吾金离开我们10周年的纪念日。2014年我撰写的一副挽联是：“哲人其萎乎，梁木倾颓；桃李方盛也，枝叶滋荣。”我们既痛惜一位学术大家的离去，更瞩望新一代学术星丛的冉冉升起。我尤其怀念这位敏锐、博学而又优雅的同仁，怀念我们一起学习和工作的那些美好时光。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俞吾金勤勉而又卓越地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将自己从事哲学的探索方式和研究风格贡献给了复旦哲学的学术共同体，使之成为这个共同体悠长传统的组成部分；他更将自己取得的学术成果作为思想、观点和理论播撒到广阔的研究领域，并因而成为进一步推进我国哲学学术的重要支点和不可能匆匆越过的必要环节。

砥砺深耕，笃行致远

——俞吾金先生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及其启示

◇汪行福

复旦大学教授、当代著名哲学家俞吾金先生离开我们快十年了，但他的道德文章仍在被人传诵，音容笑貌仍留在人们心间。俞先生是一位勤学好思的学者、诲人不倦的老师，更是一名杰出的思想家。俞先生的成名作《思考与超越——哲学对话录》导论的标题为“为思想而生”，显然，俞先生无愧于此。

俞先生涉猎广泛，笔耕不辍，在哲学许多领域都有成果，但成就最大的是他在马克思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他提出过许多有影响的命题和概念，如康德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思想来源，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是实践—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马克思的认识论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以及“两种实践”和“两种自由”、“实践诠释学”“权力诠释学”“资本诠释学”等。可以说，在马克思哲学领域，俞先生的成果之丰、视域之广、观点之新颖，在同侪中鲜有媲美者。

俞先生的研究表面上四面出击，率性而为，其实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哲学”这一命题，他的研究自始至终围绕着这一点展开，他的思想就像智慧女神雅典娜，从宙斯的头中蹦出来就成熟了。俞先生明确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划时代的哲学创造之所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并没有提出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任何其他的哲学理论。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哲学。”显然，这一观点颠覆了流行的观点，为马克思哲学提供了新的解释方向。传统观点认为，马克思哲学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组成，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运用，俞先生旗帜鲜明地主张，马克思根本就不曾创立过辩证唯物主义，更谈不上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广和运用，他的哲学无论就其思想起源还是理论内容而言，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展开。

提出一个命题是容易的，但论证一个命题是很难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哲学”这一观念其实并非完全由俞先生独创，它在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那里已经有了端倪，日本学者广松涉也认为，唯物史观并不是狭义的历史观，而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本身。但思想史上很少有哲学家把它主题化，并对其作系统论证和阐发。俞先生自觉地承担起这一任务，并卓越地证明了这一观点。

俞先生认为，马克思哲学不是唯物主义哲学与黑格尔辩证法的简单相加。马克思从一开始关注的就是社会现实问题，虽然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曾启发了马克思从宗教批判转向现实生活的批判。但马克思是通过现实斗争的参与和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直接从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转到历史唯物主义的。俞先生曾提出，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哲学领域的一场革命，它虽然诞生于19世纪，但其视域已经超越了它的时代。近代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理论问题，本质是一种认识论哲学，当代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人与世界的存在论关系问题。在俞先生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性贡献在于它实现了哲学的问题域转换，它不仅重新划定了当代哲学的思想论域，而且规定了它的发展方向。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变革？答案是：既需要放在哲学史之中，也需要放在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史之中。在这两重背景下，俞先生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域转换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从物质本体论到实践—社会存在关系本体论”“从抽象认识论到意识形态批判”“从自然辩证法到社会历史辩证法”。只有理解了这三大转换及其意义，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精髓。

俞先生强调，马克思哲学的策源地是它在本体论上的变革。虽然马克思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一样关注人与世界的关系，西方哲学家关注对人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理解问题，而马克思更重视人对世界的实践改造。基于对实践概念的广义理解，俞先生把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界定为“实践—社会存在关系本体论”，因为实践总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展开的，又不断地生产出自己的社会关系。俞先生明确地提出马克思的认识论就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观点。正如他在博士论文《意识形态论》中所提出的，在历史唯物主义中，认识论在根本意义上就是意识形态的元批判理论。在他看来，康德辩证法的载体是理性，黑格尔辩证法的载体是绝对精神，马克思辩证法的载体是人类社会和真实的历史。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中，辩证法不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一般规律的科学，而是社会历史辩证法。

俞先生不仅对马克思哲学的论域进行了系统重构，而且对其内容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其中最显著的是他在实践诠释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俞先生是马克思主义者中第一个明确提出实践诠释学概念的哲学家。俞先生指出，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实践是人类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基础，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都源于实践，同样，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也都是为实践服务的。实践诠释学确认，一切观念和思想都是历史的，观念和意识形式没有自主性，在阶级社会，它们受到解释者所处的地位和权力关系的限制，这些观点不仅深化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而且对深化诠释学本身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俞先生的研究成果是非常有价值的，它显示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巨大理论潜能，也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理论示范。

俞先生在马克思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也留下遗憾。他曾提出，随着研究的深入，重建马克思哲学体系已经上升为一个重大问题。俞先生早就想写一部关于马克思哲学体系的著作，并预告了这部著作为《物与时间》，这一夙愿因他英年早逝未能兑现。即使如此，他的研究方法和思想成果仍可以给我们提供多方面的启示。

首先，他给我们的启示是，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不能满足于对传统教科书体系进行修修补补，或从中抽出几条原则抽象地运用。我们需要返回根基和起点，从思想基础到理论框架、从核心概念到基本原则进行系统重建。俞先生的文章立意高远、气度恢宏，受到大家的喜爱，读者无论是否接受他的观点，都可以从中获得启发。其次，马克思哲学研究是一项艰难的事业，需要深厚的知识积累和持之以恒的钻研精神。俞先生之所以做出令人瞩目的成就，原因之一是他有强大的思想储备。俞先生是著名西方哲学专家，熟悉当代学术前沿，因此，他能够把马克思哲学置于哲学史的宏大背景之中，通过与当代思想家进行广泛对话，多角度、多方面、立体地展现马克思哲学的丰富思想。今天，马克思哲学在国内已经成为热门学科，许多青年研究者涌进这个领域，或是看中它的门槛低，或是它的就业出路好。这些想法是有问题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没有很好的学术积累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谈何容易！再次，马克思哲学推陈出新，需要的不仅是学识，还有勇气和批判精神。俞先生的文章之所以总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毫无匠气，一是不人云亦云，二是不自设禁区。最后，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者应该避免孤芳自赏、脱离实际和学院化。与书斋式学者不同，俞先生写了许多高质量的论文，也写了大量针砭时弊的文章。在遗作《新十批判书》中，俞先生对社会政治生活盛行的媚俗主义、形式主义、历史主义、观念主义、科学主义、意志主义、完美主义、工具主义、虚无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等各种现象进行了批判。显然，面向生活的批判对我们社会的健康发展是有必要的。俞先生在《新十批判书》中说：“既然命运已经使我们成了‘能思想的芦苇’，我们就不得不启动自己的批判的理性。”在俞先生的一生中，无论是理论创造还是社会批判都被看作自己不可放弃的责任。作为一个两栖类思想家，俞先生无愧于时代，也无愧于自己！

（作者吴晓明、汪行福系俞吾金教授生前同事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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